进博会作为一个窗口彰显了中国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也显示了中国开放的力度，让更多外国企业了解中国市场，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

 以开放共赢的姿态扩大贸易合作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再次显现。11月10日，为期6天的第二届进博会交易闭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可以说，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和国际贸易的稳定器。与首届相比，本次进博会上企业商业展规模、质量、布展水平，均实现了新突破。

只有中国经济通过培育和壮大新动能，以创新驱动，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机遇。关于进博会召开的意义，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还将有哪些亟待落地，《商学院》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听听他眼中的“中国开放进行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

《商学院》杂志：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将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对各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在您看来，中国关税税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有多大？在家电、数码产品市场进一步降低关税后，对国产品牌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余淼杰教授：目前我国关税总水平是7.5％，贸易加权关税为4.4%。经过中美经贸谈判，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大力度提升开放空间，进一步降低关税，以及废除其他非关税壁垒，用自身的行动来推进经贸全球化。

目前我国的关税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比较低，接近发达国家3.1％的加权平均关税。根据去年商务部数据，美国贸易加权的实际进口关税是2.4%，欧盟是3%，澳大利亚是4%。

去年，我国人均GDP突破9700美元，如果一旦迈进发达国家门槛，关税还有下降空间。最后的目标应该是在一两年之内把进口加权关税从4.4％降到3.1％，平均进口产品关税从7.5%下降到5%左右，甚至5%以内。

目前我国有20种不予减免税的商品包括家电、电子产品等。整体关税下降后，在这些领域对国内市场冲击不明显。因为我国白色家电生产制造能力，以及IT制造产业整体已经领先全球，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在5G，甚至6G技术方面引领全球。中国在这些领域扩大开放，并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太大冲击。

 

《商学院》杂志：关于进口贸易促进区的建设，中国将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在您看来，自贸区建设在某些方面推进较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积极性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功课？
 

余淼杰教授：2017年，我国对自贸区的指导意见有三个词，“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今年，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讲话明确指出，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可以发现，这次没有强调“自主改”。我理解，自贸区的建设非常重要，在野蛮生长后，必须服从国家战略部署，不能单独为战。

具体来看，现在18个自贸试验区已经覆盖东部所有沿海省份，以及东北沿边省份、中部大部分省份。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统一协调，推进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重点。在服从国家战略方面，要与以下区域发展战略联动。 第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第二，长江经济带建设，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所以，自贸区要在大胆试，大胆闯的基础上，服从国家战略，推进进一步开放格局。

关于自贸区建设推进较缓的主要原因，之前我们在发展方向上一直强调可复制、可推广，这一指导方向固然重要，同时也应该允许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探索发展中有一些不可复制、无需推广、因地制宜的特色工作。这样才能发挥18个自贸区百花齐放、各显异彩。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主要有四项工作，第一、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第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第三、推进政府放管服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第四、进行金融试点改革。前面三项工作在各个自由贸易区取得了很多成绩，但金融改革方面相对较缓。

因为金融改革不同于贸易方面的改革。贸易可以分区域管控，比如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但是，金融方面由于金融领域的乘数效应，一个区内实践结论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推广到整个国家层面。所以，金融开放比较谨慎。所以，应该根据不同地方特征，对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性的积极性方面，对于地方政府，不仅强调可复制、可推广，还要允许他们培育一些不可复制，无需推广的特色工作。对市场主体继续深入推进落地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单一窗口、一站办事模式等，推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降低贸易壁垒，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商学院》杂志：在您看来，采购商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进博会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意义？您对中国内地市场对进口产品或技术的需求，有怎样的评估？
 

余淼杰教授：进口博览会国际采购商增加，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更多国家已经认识到进口博览会不只是中国扩大进口的窗口，更是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经贸交流的平台，在为全球企业服务。

同时，对于国内采购商来说，通过扩大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这些产品中的技术可以与国内企业产生“熊彼特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商学院》杂志：在您看来，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该把握怎样的原则？
 

余淼杰教授：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取得了积极进步。去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影响地位有了明显改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第一，推进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缩短负面清单条例内容。第二，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使外资企业更容易进入本土市场。

重新修订的三法合一的《外商投资法》将在明年1月1号实施，为外资企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厚条件，甚至比国内企业享受更好的待遇。在我国对外开放历史上，外资企业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收入所得税实行“两免三减半”等优惠政策。以及在鼓励科技创新研发上，对内外资企业的补贴一视同仁，未来也有可能从内外合作、合资企业，推广到外商独资企业。

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往前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应与国家收入水平挂钩。目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已经比较先进。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以承担类似相应发展阶段的义务，但是不应该提出过高，甚至不符合实际的要求。

《商学院》杂志：如果您给下一届进博会的召开提出一些建议，您会提什么？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余淼杰教授：建议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参展企业类型，拓展更多新兴产业类型，以及服务业方面，特别是新科技领域，向诸如生物医疗、纳米科技、AI方面倾斜。

进口博览会在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最狭义的定义，包含65个国家。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8.8%。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盟国家，今年会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进口博览会作为一个窗口彰显了中国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也显示了中国开放的力度。让更多外国企业了解中国市场，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同时进口更多符合中国需要的高质量产品，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记者：陈茜
本文来源：《商学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