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承担了与自身相符的国际责任？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

记者：请您谈谈，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余淼杰：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或者说并没有官方的界定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标准，但通常而言有两个约定俗成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是世界银行所提倡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是不是超过12375美元，如果是就是发达国家，不是就是发展中国家。从这一个指标来看，中国现在依然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第二个指标，是看一个国家是不是资本丰富型国家。发达国家一般而言就是资本丰富型的国家，通俗来讲就是这个国家资本比较丰富，比较有钱。资本丰富型国家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国家的GDP跟人口的比，即资本劳力比，也就是人均GDP。但这个指标不是看绝对量，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比重中能不能超过1。比如说中国现在GDP有一百万亿人民币，占全球的GDP的总量是16%左右，中国有14亿人口，占全球的人口的20%，由此可知我们的资本劳力比还没有到1，换言之，资本占比还是小于人口占比。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不是个资本丰富型国家。

所以，从这两个指标来界定，中国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记者：入世以来，中国是如何积极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符的责任的？履行了哪些义务？

余淼杰：首先是关税的削减。2001年中国加入WTO，按照WTO的规定，在2006年初期对我国进行审议时，我国的关税降到了10%左右。从2006年到2019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是7.5%，如果说按照加权进口关税的话是4.4%，不仅低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低，比如说韩国的平均关税是6.9%。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关税水平远低于WTO所规定的水平，就是说我们做的比WTO规定的还要好得多。在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已经明确，发达国家的关税比必须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可以比较高。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的这个4.4%的关税，不但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接近于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3%左右的水平。中国在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值得大书特书。

其次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什么叫非关税壁垒？就是除了关税以外的壁垒，比如说进口配额的削减，出口补贴的削减，对所谓的绿色保护的削减，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贡献。

我国近年来出台的非关税措施（NTMs）主要集中在保障食品安全、人类与动物健康、产品质量与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约占实施非关税措施总量的90%。

我国积极遵循ISO、IEC等国际标准，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NTMs中1448项强制性标准中，有555项（约38%）直接采用ISO、IEC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以国际通行做法精简国家标准，在标准化进程中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随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颁布，我国通过减少相关领域的限制，为促进贸易、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目前，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确认的NTMs有2071项，在这2071个非关税壁垒措施中，只有646项措施单方面适用于世界各国。其余的1425项措施（约69%）以双边或多边方式适用于某些国家或地区。国家质检总局双边或多边实施的措施总数中有896项（约63%）在2010年以后实际实施。这表明，多年来中国与各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设定关系正日益从单边关系（即从对所有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转为双边关系，中国对其他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处于不断削减的进程中。

除了商品贸易以外，还有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不管是在服务贸易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是做得可圈可点，值得表扬的。比如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是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尽管在一些规定上还不如美欧日那么严格，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如果我们动态地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许多国家都加以表扬跟认可的，中国付给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从2011年的34.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7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所有国家所付知识产权的1/4。这就说明了中国在落实TRIPS协议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在服务贸易方面，我们也没有要求服务贸易顺差，我们与美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2900多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中国逆差达到了600亿美元以上，占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的20%，可见我们的服务贸易是有大量的逆差的，但中国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自入世以来中国做的都是跟自己国际地位相符合的，这些努力都是以积极态度与开放态度，全面推进贸易全球化。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