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经济实体尤其是中小企业遭到不小冲击。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含金量不小，在疫情后经济恢复方面，拿出了很多“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两会前夕，中央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在两会这个重要节点，两份重磅文件透露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哪些细微变化与深意？就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余淼杰接受了新京报“正在直播”视频连线专访。

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达3%

新京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你如何判断今年的形势？

余淼杰：有一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制定工作报告非常谨慎，因为今年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制定具体数字，也是为了避免追求数字好看，凡事要按照客观规律，关键把“六保”“六稳”做好。

我个人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最少可以达到3%。我们选择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这种“双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实施更加开放的国际政策，所以今年的二、三、四季度经济保持适当增速没有问题。我认为，后三个季度平均增速可以达到6.5%。

如果要设立一个区间，我认为全年增速在3%-5.3%之间。四季度增速会比二、三季度高一些，因为四季度集中了西方很多重要的节日，美欧疫情严峻，即使下半年疫情缓解，开复工率还是会受到影响，它们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只会有增无减。

消费品不下降，资本品、中间品的出口会下降，那么贸易总额可能下降一成到一成半，但贸易顺差不会减少，GDP增速看的是贸易顺差，不是贸易总额。

同时，今年政府财政收入20万亿元，3.76万亿的财政赤字，再加上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以及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共计近30万亿元投入支持复工复产，如果各方面政策落实得好，那么实现5.3%的增速不是不可能。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万亿元新增财政赤字、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直达市县基层，如何看待这个发债规模和转移机制？

余淼杰：2万亿元直达基层，同时中央、部委机关缩减开支支持地方，这些钱用于抗疫和保民生，用途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2000多个县级区划是经济运行最重要的一个细胞。如果这个钱没有直达基层，层层截留一点，那到基层的钱就越来越少。现在提出直达基层，也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越性。

新京报：如何看待“赤字货币化”的争论？

余淼杰：赤字货币化，简单说就是中央要增加至少1万亿元的财政赤字，那么由谁来买单呢？有两种落地的方式，第一种是作为国债，老百姓去买国债，一手交钱、一手交券，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另一种方式是央行买单，开动印刷机给政府1万亿元，这就相当于间接发生通货膨胀。

我认为，用发行国债的方式更加科学，更加稳妥。赤字货币化的头，不能开。

不过，做一个假设，如果真的实施赤字货币化，1万亿元的规模也不会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

我们今年反而应该担心通货紧缩。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压力。如果出现需求和供给不足，就会导致价格下跌。那么，与去年平均水平相比，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目前来看，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在注入流动性，保证经济适度运转，主体有钱，避免通货紧缩。

新京报：疫情后，中小企业如何纾困？如何把目前的短期举措与民营经济长期向好发展更好衔接？

余淼杰：中小企业是这次疫情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它们占据我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保市场主体，背后的逻辑是，如能够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老百姓的收入就会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全年给企业新增减负2.5万亿元。央行此前降低了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我认为，二季度后期或者下半年，还可能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款期限也延长了。这样，企业贷款的难度和成本也相应降低。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比如电费、网费等，这些都是很明确的支持。

要谋当下，也要谋全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的短期举措与长期发展一定是紧密结合的，衔接的关键就是要做好短期，一是做好今年，二是做好“十四五”规划，这样长期才能更好发展。

稳外资一定要抓住龙头企业

新京报：疫情给外贸带来冲击，接下来中国稳外资稳外贸的关键在哪里？

余淼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面前，人们最缺少的是信心，所以国家要做好稳定性工作，做我们去年形成的工作。

稳外资要抓住龙头企业，老大不走其他人就不见得会走，就算走也不影响大局。抓住龙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主要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也就保住了它们。

当然，我们还要给外资信心，让它们真正感受到在中国做生意是一视同仁的，对国资、民资和外资要“三资”公平对待。

稳外贸方面，一定要推行更大的开放，降低关税，取消部分非关税壁垒，减少负面清单，推进政府放管服等。同时要创新，不只关注线下的商品贸易，也要做好适应线上的贸易，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未来会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前不懂，没关系要赶快学，要转型，今年的广交会线上举办就是契机。

还要注意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出口方向上不要老是盯着美国和欧盟。新兴工业国家，特别是东盟10国、金砖国家都有很大的市场。当然，出口转内销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讲，不要只是寄希望于国家出台政策，国家政策当然很重要，但国家政策是对所有企业的，具体到自己，还是真的要自己找出路。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外资在中国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你怎么看？

余淼杰：从改革开放到2013年，我们对外资企业提供了“超国民待遇”，比国内的企业还好。但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取消了很多相关的规定，坚持内外资一样，公平对待。

尽管疫情对我国的外资外贸带来冲击，但我们仍然应该继续坚持这一点。没必要给它们“超国民待遇”，只要做到公平的“国民待遇”就行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一些国家放出的供应链产业链回迁言论？

余淼杰：一些国家说要把产业链迁回本国，即使落实也只是短期现象，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发生。撤出中国不符合美欧工商界的利益。

美欧工商界最看重中国的什么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其次，中国的综合成本比美欧低，包括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等。当然，中国还拥有完整的配套产业。

劳工成本和全产业链配套，这两点就决定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的世界工厂，作为全球的产业价值链的中心，这个位置不会变，甚至可能被增强。

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还是要积极发力稳外资、稳外贸。疫情之下，企业在用好国家政策的同时，还要自力更生。

新京报：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余淼杰：我们应该继续推行贸易全球化，推行自由贸易组织。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是贸易强国之剑，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一个国家的国力上升时，通常采取自由贸易，愿意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相反，贸易保护是贸易弱国之盾，一个国家在衰退或者走向衰退的时候，就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从全球经贸来看，WTO这类机构的势力和威望逐渐下降，但这不代表全球化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地区化，这两个根本特征没有改变。

发生改变的只有形式，原来的贸易全球化更多依赖多边协调机制，如今更多依赖地区合作机制，地区经贸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比如，我国的东盟10+6、“一带一路”，美日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欧盟的协议等。

电力、油气等行业引入非公有制不会带来负面效果

新京报：《意见》提出，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在破除行政性垄断和自然垄断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余淼杰：首先要明确的是，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要由国家来主导，这是毫不含糊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个基础上，电力、油气这类有竞争性的行业，依据各国经验或者我们的改革开放经验来看，引进非公有制经济并不会带来负面效果。相反，还能使产业更具竞争性，带动利润提升。所以，我们应该加快实现竞争环节的市场化，这是一个重点。

破除垄断要注意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一个原则就是“三公”，即公开、公正、公平，在这个前提下来推进。

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获取上要注意“三公”；在准入环节之前有一个“非公经济36条”，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玻璃门”“旋转门”现象，必须要打破；政府采购、招标等要保证在“三公”的基础上进行。

新京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余淼杰：从总量上来讲，民营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国有经济的总体规模下降。这对国有企业也不见得是坏事，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做优、做大、做强，该有的必须有，也必须做。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而要通过这两种市场主体的合力，把经济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不管是国有也好，民营也好，都会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新京报：《意见》提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2018年至今，从“稳妥”到“稳步”，再到“稳妥”，如何理解措辞的变化？房地产税立法还有哪些掣肘？

余淼杰：一字之差反映了政策考量的变化，说明政府对房地产税立法的慎重。立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细节决定成败。整体看，房地产税是一个方向，但是在细节和具体方向上还需要不断推敲。

房地产税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之前在上海、重庆进行了一些试点工作，有赞成的声音，也有人反对。

赞成者认为，对第二套房或者更多的房子征税，相当于增加房产持有者的成本，有利于真正落实“住房不炒”，能够缓解高房价现象。反对者认为，最后可能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立法不够科学，或者具体细节没有做好，很可能反而推高拿地价格。

还有一个问题，在分税制中，房地产税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税收，这会不会跟土地、财政产生紧密的联系，会不会推高地方的债务，也是在商榷的问题。

新京报：《意见》提到，要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哪些行业未来可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余淼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效率是“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怎样有效地分配，减少收入差距，这就涉及公平。我国是通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来实现公平。

提高劳动者报酬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即二次分配。现在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就要提高劳动报酬，这是另一个更加直接的方式。

我认为，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比如白领的收入会有明显提升。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是毫无疑问的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和《意见》都提到自贸区建设，明确将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为什么选择中西部地区？我国自贸区的布局是怎样的？

余淼杰：我国201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如今自贸区数量已达18个。从地图上看，呈现从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趋势，并且逐渐成熟。

目前，东部几乎所有省市都有了自贸区，中部省份还有4、5个没有，西部也有很多省市没有自贸试验区。按照大趋势，“十四五”期间，中部的4、5个空白区域将会设立自贸试验区，未来西部很多省区也会有。

新京报：如何理解“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余淼杰：这要从要素的角度看。首先是土地要素，可能给自贸区更大的土地使用自由裁量权，自贸区使用的土地原来都有自己的用途，现在可能要改换跑道，比如从制造业改成服务业，那么土地使用的规划也要变，应该赋予自贸试验区这样的权利。

其次是资本要素，不仅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不只工业走出去，证券股票这些资本也应该走出去，这样才能不断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开放，但这需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各地情况也不同。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保税仓储业务等，都是自贸试验区在改革过程中可以探索的事情。

新京报：你提出“中国经济可能在衰退中实现赶超”，依据是什么？

余淼杰：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充满信心的，认清大的形势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有吸引力，因为中国是一个14亿人的巨大市场，这其中，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力。

同时，中国有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产业集聚明显。假如没有全球化，不是哪个国家都能长期在自己的工业运行中发展下去的，中国是一个。

此外，中国有8亿劳动者，这其中包括每年8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我们还提供在岗培训。因此，尽管现在中国的劳工成本不是最便宜的，但整体的劳工素质在提高。

当然，还有制度优势。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20年代逐渐成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毫无疑问的。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对中国经济的预判过于乐观，你有何回应？

余淼杰：疫情对中国经济一定有负面冲击，但冲击是全球性的。对比来看，国内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来看，疫情对中国是机遇大于挑战。

现在的关键是要看复工复产的情况怎么样。IMF预测全球经济面临3%的衰退，我认为这个预测非常合理，我甚至认为，像欧洲、美国等今年经济衰退会达到5%以上。

按这样计算，如果中国经济能保证3%-4%的增速，到2021年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75%以上。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这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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