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进口，做好进口博览会是外循环，也是对内循环的推进。出口主体包括出口市场、方式、企业、贸易形态的多元化布局，是对内循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2020年11月5日至10日，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如期在上海举行。这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又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集中释放了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的积极信号。

就当前环境下，进博会召开的意义，以及双循环战略提出的背景和落地方向，《商学院》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教授。

可以看到，进博会的召开，一方面有助于稳住中国外贸外资基本盘，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有助于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深度融合互动，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进博会彰显开放诚意

当前疫情在很多国家重新抬头，不过中国经济已经在疫情中恢复，第三季度GDP上升了4.9%。

余淼杰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可达到1.9%，其实是有所低估，今年预计有望实现2%以上达到2.3左右。

在全球抗疫常态化下，当前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逆全球化回头浪出现，中国如期召开进口博览会，显示了中国扩大进口的决心，彰显了开放的诚意。

他分析到，从国内来看，中国一向都是强调希望在进出口贸易趋向平衡，并没有片面追逐过量的贸易顺差。换言之，中国愿意扩大进口，因为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获得竞争优势。

从国际来看，中国召开进口博览会，有助于其他国家扩大对华的出口，减缓疫情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高失业率困境，彰显了中国一直强调的“一花独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望。

从五大方面推动内循环

早在2006年我国就曾提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在今天，国家再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用意何在？

余淼杰分析，在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出口取得了长足发展，在2006年，我国外贸在GDP的占比达到近70%，历史少有。在这一成绩面前，中央也看到其中的风险，一个国家的出口占到全球出口的10%以上，这种情况可能难以长期持续。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各主要工业国家外需疲软，中国的出口面临着比较大压力，因此改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培育内需动的模式更加迫切。

在2017年之后，美国特朗普当局推行了逆全球化的经贸政策，对中国多次挑起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快国内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要打通国内大循环，还需要打通哪些关节，余淼杰分析，至少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起：

第一，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人力上，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就业培训提升蓝领工人质量，对人才实行按才分配，优化配置；在资本上，继续扩大吸引外资；在土地上，在确保18亿亩耕地不变的红线前提下，尽量盘活农业用地，在部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允许农业用地转化成为建设用地，进一步降低人为障碍，增加土地供给，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以及大城市房价上涨压力；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要更早重视数据市场培育。

第二，发展内循环要以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主要抓手来落地。推动贸易自由化，除了通常降低关税、通关便利化等常规方式外，还要注重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实现“胡焕庸线”以东全覆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标。当务之急是要推进吉林、山西、江西以及贵州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同时，继续缩小负面清单落地准入前国民待遇，大胆有序推进金融试点改革，简政放权，改变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的备案管理模式，努力建造新型的亲商关系。

继续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循序渐进，最终实现制度集成创新的全面开放。考虑在内地有条件的城市，特别是有双机场的城市，建设自由贸易空港。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外商对华投资。

第三，积极运用宏观政策提升内需，拉动消费。培育居民消费能力，必须从源头入手，做好稳就业，稳市场主体。采用稳健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精准发力，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总体降低利率走廊，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其次，培育内需，从长远看，需要提升居民恒久性可支配收入。关键在于减税降费，特别是降低工薪阶层收入所得税，适当提升起征点。

第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借助“两新一重”，以需求推动供给。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重要的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来更好地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三化融合”。在数字化时代，强调信息化与两化的融合更为迫切，有助于实现工业4.0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极大提升老百姓幸福获得感。新基建要在城镇化、工业水平高的地方优先发展。

第五，推进五大城市群发展，构建都市圈。实现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中，又有所差异化。成渝城市群要继续发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避免“月明星稀”现象。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应该借助湖南自贸区建设机遇，更好地打通南下之路，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并努力推进与非洲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

记者：陈茜

本文来源《商学院》

“去中国化”不会实现

关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余淼杰分析，双循环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扩大进口，做好进口博览会是外循环，也是对内循环的推进。出口主体，包括出口市场、方式、企业、贸易形态的多元化布局，是对内循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未来进出口贸易会有怎样的变化？余淼杰认为，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断改变，把中国定义成战略竞争伙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面临比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发展差异化出口，瞄准数目众多、潜力更大的新兴国家市场，努力建立“金砖五国”自由贸易区。

在全球疫情突发时期，部分国家出现医疗物资紧缺，也引发了对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反思。以美国、日本、法国等为代表的国家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完善本土供应链，增强经济独立性。

关于这些国家的举动，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地位的影响，余淼杰认为，美日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行动，特别是美国希望把制造业产业链拉回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分工的趋势。

“在我看来，这是不会实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最终制造品的最大需求市场依然是在中国，从美国运到中国的交通运输成本将会急剧的上升，这对美资企业来讲，得不偿失；第二，美国平均月工资4200美元以上，中国为750美元，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美国的50%以上，因此中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劳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可能转移回美国。美日的比较优势主要在研发建立研发中心。”余淼杰说道。

他建议，国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选择政治稳定，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与中国政经关系稳定友好的非洲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应该仍然留在国内发展，从沿海省份转移到内陆省份。“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国家具有这种优势。” 

向价值链高端爬升

在诸如进博会等扩大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时，中国企业该如何更好应对？

余淼杰认为，首先要深挖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扩大进口，降低企业中间成本，提升利润潜力，进而有能力加大投入研发，提高产业高附加值。”

他表示，在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应该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品创新、工序改进，同时，缩短战线，在核心拳头产品上发力，努力向价值链高端爬升。

在余淼杰看来，疫情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经济双循环战略下，有助于构建我国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期间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