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高质量发展”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彼时，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4年过去，高质量发展走过了怎样的阶段？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又将赋予高质量发展怎样的内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余淼杰教授认为，当前形势下，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高端产业回流、中低端产业分流等风险加剧，同时内部面临人口红利下降、市场流通不畅等不利因素，更需要全面把握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关键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完成了从“转向”到“进入”的过程

新京报：从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到现在，我国经济走过了怎样的阶段？

余淼杰：高质量发展完成了从“转向”到“进入”的过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年中的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作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我们现在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十九大之所以提出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因为人口红利下降、劳动成本不断上涨，靠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转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集约型增长，也就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201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一方面，不断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期间主要推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加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推进三链融合，即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融合，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爬升。
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强调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新基建，比如5G、AI、充电桩、智能城市等，都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京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余淼杰：产业发展方面，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着高端产业回流欧美的风险，中低端产业也面临分流海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是因为全球化遭遇了“回头浪”，贸易单边主义、本国优先的思潮抬头，导致一些国家不顾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要走回头浪的道路。中低端产业分流则是因为随着我国劳动成本不断上涨，我国在传统低端劳力密集型产业上逐渐丧失了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
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在不断下降，今年甚至会出现新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的情况。人口红利下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国内市场流通不畅，商品的地区贸易壁垒还需要进一步下降，要素流动应该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通过破除落户限制等鼓励高端人才的要素流动。

“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京报：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注意什么？

余淼杰：《纲要草案》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
这就说明，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行动上、落实上必须聚焦围绕新发展理念，也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关键词。
创新包括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我们要加大投入、注重产出，解决关系到我们发展的重要主导产业和关键性产业，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协调，包含了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要和共享放在一起去理解。城乡协调方面要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间的差距，使得改革开放的红利人人共享。区域协调需要我们通过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这样五大城市群的发展，带动全国其他地方经济发展。
未来，我们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入了党章，因此，追求绿色GDP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
开放方面，现在我们面临一些全球化“回头浪”的冲击，中国必须要深度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中去，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规定标准的制定，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克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扩大总量，调好结构，打造特色，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现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的价值链提升。在外资方面要突出双向发展，更大力度吸引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形成全球最大市场，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国外市场。

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对增速目标的态度在改变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质”与“量”的关系？

余淼杰：量变才能引起质变，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量。体现在市场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是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出口份额和国际市场份额。
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够只顾“量”而忽视“质”，我们要改变过去大而不强的局面，做到又大又强。在产品的数量、种类，特别是主导产业新兴产业，要寻求质的提升。比如，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定向出口。中低端产品价优就主打发展中国家市场，高质量产品就主打欧美市场。
所以，“质”与“量”要同步并进，寻求量变引起质变，以提升产品的质为终极目标。

新京报：近些年我国的增速目标有一些变化，从固定目标，到区间目标，再到今年许多省份都提出底线目标，这样的变化体现了什么？是否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变化？

余淼杰：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追求数字上的增长，不再凭着经济增速去判断经济“好不好”，质量跟速度都要兼顾。我们需要辩证看待这个问题，一定的增速是必须的。就像踩自行车，必须通过不断的发力才能保证自行车平稳行驶下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够解决不断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新问题。
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每年5%-5.5%的增速，那么就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健康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的。
拿今年来说，在去年低基数的情况下，今年定一个高一点的目标不会达不到，但很多省份还是给出了一个底线目标。这样一方面是避免外界对高增速有误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回到追求速度的老路上。这体现了增速目标作为“指挥棒”的信号意义，从这些年的变化来看，我们对增速目标的态度的确是在淡化。

本文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