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一个世纪斗转星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称得上是奇迹的“中国道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巨轮”正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科技创新

重点需补足基础产业“卡脖子”问题

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也换不来。我们实力弱的时候，它会压制你；我们竞争力提升后，它会进一步去打压你。因此“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要坚持的战略。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景朝阳博士表示：“近年来，关于‘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强调越来越突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战略。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面临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在高新科技领域有了新的发展。”

景朝阳进一步表示：“实践证明，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也换不来。因此，‘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要坚持的战略。”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是基础研究。当前我们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还是基础研究没跟上。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强大的基础研究是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根基。”景朝阳说。

补足“卡脖子”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认为，加大科技创新，国有企业应在五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要在创新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二是要在现代产业体系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在绿色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符合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四是要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作用；五是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或者说是“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个机制、三个一批、六个打造’，是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重大成效的体现，是国资系统深入实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战略，全面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根本所在。

“一个机制”是指国资委成立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设立科创局、构建科技创新运行机制，为集结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力量，实施创新驱动、推进科技创新、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个一批”是指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形成一批世界级科技成果、一批高水平科技平台、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启航新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六个打造”是指国务院国资委强调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努力打造科技攻关重地、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人才高地、科技创新“特区”，加快打造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把中央企业坚决打造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国资委印发《关于系统推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建设的意见》中，首次将前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纳入支持范围，对增选院士以及引进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取得重大实效的企业进行考核加分，鼓励企业通过建立创新基金、科研奖励性后补助等方式丰富研发资金来源。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原长江商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长薛云奎向《商学院》记者表示：“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基本上处于学徒阶段，不管是产品、技术、生产还是管理，我们都是学生。发展至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平。”

在这其中，家电行业尤为典型。薛云奎告诉记者：“十年前，中国家电企业基本处在学徒阶段。发展至今，美的、格力与海尔不仅是中国家电业的三巨头，同时也占据全球家电业前三的位置，这是难能可贵的。目前，从整体上看，中国家电产品的品质、创新能力已经处在国际前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家企业过去10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

“企业要长期生存，保持竞争力，必须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足够的研发投入是其持续拥有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研究企业案例时，薛云奎尤为关注企业的研发投入，他用研发投入占毛利的比重来衡量一家公司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从研发创新来说，在美国，世界级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毛利的比重基本上都在20%左右，而我们大部分企业的研发投入可能在10%以内。华为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能够在全球的信息通信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过去十几年的研发投入一直超过30%。目前，华为研发投入占毛利比重可达37%~38%。”

薛云奎认为，从长远看，对于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为实现长久立足，引领行业发展，唯一道路就是持续进行科技创新，把自己打造成为科技公司。以韩国三星为例，三星做OEM起家，目前三星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

企业的生命力源自创新，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研发投入与人才支持。

在薛云奎看来，目前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关政策的实施，中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还为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把做企业当成事业，当成毕生的追求，把企业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薛云奎介绍，政府相关部门推出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助推科技企业发展。其中，在税收方面，财政部强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加大对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资本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利用科创板的机遇做强做大。

“科技领先是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强国行列的必要条件。”薛云奎认为，近年来中国整体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再过10年，中国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将领先于世界。从全球范围来看，未来，所有跟人类文明相关的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互联网等领域将取得重大突破，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局面。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具体还存在哪些不足，又该如何迎头赶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表示：“具体来讲，我们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应该保证中国作为制造强国的地位以及能力，如果中国要成为全球性的制造大国，就必须解决被‘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比如说有35项关键核心技术特别重要，包括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天发动机短舱以及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核心算法等等。”

“特别是在解决中国产业基础的一些短板，也就是十大领域上的一些短板，包括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的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的医疗器械。克服这十大领域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方面的短板，是中国下一步研发创新的重点跟方向。”余淼杰如是说。

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企业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平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钟宏武表示：“首先认识要到位。企业经营者要理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企业只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肯定无法长久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平台型企业的监管，尽管这些企业经济效益很好，但是如果阻碍了竞争，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肯定是不行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之间不是冲突的关系，企业要挣钱肯定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

“其次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建立负面清单，在决策及项目的选择、经营中要考虑与社会效益相关的负面清单。如果这件事情极大地伤害到了社会稳定或者相关方利益，就要终止，要重新调整，树立底线思维。例如关于大象北迁的争议，为了经济效益，大象栖息地的树被砍了，造成树种单一化，进而导致物种单一化。企业如果为了提高项目的品质，搞差异化而不顾社会效益肯定是不行的。”

“最后是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起来，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寻找经济效益，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通常所说的兼利型企业也叫共享价值，既能保障社会效益又能挣到钱这是最好的。企业创造共享价值，首先不能考虑钱，而要从社会角度、环境角度考虑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解决什么社会痛点。社会痛点和企业现有的资源、经营相结合，形成解决方案，最后进行实施评估，从这个角度就会挣到钱。因为解决了社会问题、社会痛点，社会是会付费的，因为这是市场经济。”钟宏武如是说。

“双碳”目标：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由一个科学问题上升到政治共识，现在又转化为全球的共同行动。

当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各国的共识，碳达峰、碳中和早已成为了世界性的议题。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列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站在新百年的起点上，中国在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哪些困难和挑战？中国不断取得的创新成果又为“双达峰”积累了哪些优势和条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种种疑问成为中国在开启百年新征程上，向前向上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双碳”目标 是勇担责任的主动选择

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逐步成为世界共识，现在科学界的主流共识认为：人类活动短时间内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对我们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影响，这是极端天气事件的主要诱因。

因此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也是第一个宣布自己减碳计划的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由一个科学问题上升到政治共识，现在又转化为全球的共同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进行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自己主动做的选择。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条路。这个收益需要综合来看，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更好的商品、赚更多的钱，同时还要有更好的环境，要体现中国的责任担当和引领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指出，新能源的转型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已经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方向，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党章，把构建生态文明写进了宪法。余淼杰指出，中国做好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顶层设计方面是指“十三五”就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绿色是其中重要的发展理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列出了许多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年度目标；“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允许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国鼓励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在水力发电、海上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方面构建新清洁能源基地，比如现在大力发展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松辽、冀北、黄河几字弯、河西走廊、黄河上游、新疆、金沙江上游、雅砻江流域、金沙江下游等。

用30年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体量大、人口密集，传统制造业规模庞大，要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中国在新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是在保持高质量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碳中和，因为我们既要满足增量又要替代存量，二者都要保障，所以有困难；二是在安全稳定、保障供应的情况下进行碳中和，这是稳定与不稳定的矛盾，煤炭是稳定的能源系统，今后要基本上“清零”，由风电和光伏替代，而风电与光伏是不稳定的。未来新能源系统“靠天吃饭”，但是天又越来越“靠不住”，能源系统的安全稳定供应是很大的挑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碳达峰时间比较晚，但我们仍然制定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其他国家用60年、70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但是我们只有30年。

如何在保持高质量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新能源企业的转型，也是传统能源企业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表示：一是传统能源企业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太接受新能源。石油的应用、煤炭的应用如此广泛是因为这些能源开采成本更低、品质更高、更为稳定，风电太阳能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要受天气的影响。传统能源企业自己本身做得很好，中国的煤炭发电、百万装机等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二是业务调整有难度，现在的传统能源企业体量都很大，造成了“船大不好掉头”的现象；三是来自舆情的压力，认为传统能源企业为过去时，将其作为新能源发展的对立面。

在传统能源企业转型的过程中，以中石化、中石油为代表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积极有序推进，发挥国有企业带头示范作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石化规划建设百万吨绿氢示范项目，目前绿氢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石油已经与国家电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新能源发展、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加强合作，并组建油气和新能源业务板块。

钟宏武认为传统能源企业面对这样的挑战：一是要认识到位，顺应趋势；二是要明确自己的战略计划；三是调整业务，例如中石化在积极布局，其他能源公司也应该跟上步伐。

在能源产业格局重构中寻找机遇

“双碳”目标的达成虽然仍存挑战，但是在向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能源产业格局的重构以及制造业的重构，也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机遇。

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果也为我们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一方面，中国具备了新能源转型的基本条件，风电和光伏成本降得很低，产业链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风电和光伏设备比其他国家都便宜；另一方面，中央的转型政策执行力很强。”林伯强表示。

从政策的支持到技术的积累，中国不断向绿色发展目标迈进。在向绿水青山迈进的过程中必将会改变能源产业格局。在中国能源产业格局中，产生碳排放的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占能源消耗总量的84%，而不产生碳排放的水电、风电、核电和光伏发电等仅占16%。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就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因此，能源格局的重构必然是大势所趋。

对于传统能源企业来说，能源产业格局的重构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煤炭、石油等产业比例的下滑，相应带来的产业遗留问题，例如资产的利用、人员的分配等，这些问题该如何有效地解决？林伯强表示，希望它们能够自我转型。

余淼杰分析指出，一方面，要做好政府的引导分流；另一方面，资产的重新利用分配，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过剩产能进行调整。新能源转型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需要相应的人才。对于员工素质的提升，通过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专业培训方法，比如大学生在高校中的学习就属于一般培训，主要培养一种思考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一些专业培训，比如职校高中或者在岗培训。

除了能源产业结构的重构，碳达峰、碳中和还将重构整个制造业，中国的所有产业将从资源属性切换到制造业属性。在这个大背景下，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将进行新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形成新的产业格局。

林伯强认为，目前中国高耗能制造业比例很大，例如钢铁、水泥等都是高耗能的产业，不利于碳中和，今后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总而言之，贸易结构、产业结构肯定要调整，经过调整是否有利于中国还要进一步观察。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范黎波认为，未来碳中和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后，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避免在贸易过程中出现知识产权纠纷问题。

目前，碳交易成为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增收新支点，在碳市场越来越活跃的情况下，碳交易将对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所有制造业带来变革，进一步重构全球制造业。林伯强认为，当碳交易成为新增收的驱动力，未来碳交易会成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支撑点。

中国正在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稳步迈进，新百年征程上，期待中国早日实现“双碳”目标，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国企改革成效明显  三项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由国企发展的保障地位提升到领导地位，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总抓手。

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的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大任务。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关键之年，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进展不断。《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各项重点任务不断取得新成效。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全国两会，一系列高层会议陆续举行，以及《‘十四五’规划》的发布，为未来五年和十五年中国发展擘画出新的蓝图。国有企业发展的清晰轮廓和未来走势也被勾勒出来。”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务院国资委在2021年2月23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过去五年做了总结概括。“中央企业在2020年发挥了抗击疫情的先锋作用、复工复产的支柱作用、科技创新的突破作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作用。”“‘十三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三个历史性突破’‘五个实质性进展’和‘一个根本性加强’，为‘十四五’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央企业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郝鹏介绍说，全国国资系统监督企业2020年年底资产总额达到218.3万亿元，营业收入59.5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了3.5万亿元。

国企改革“五个新”

“五年来，国有企业在‘量、质、效’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锦表示，这是国务院国资委历史上第一次用这样的总结概括方式来介绍成绩，有振聋发聩之效。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十四五’国资国企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科技自立自强展现新作为，布局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新成效，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李锦认为，“五个新”表明国资委领导强烈的创新意向与追求。“有一种新话语体系冲击波之感”。他认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新话语体系的形成，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资国企领域的深层次落实，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政策提出后，国资监管部门与国有企业领悟在前、执行在前、落实在前的生动反映。

李锦发现，国企改革发展路径在悄然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由国企发展的保障地位提升到领导地位，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总抓手。

国企改革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一个抓手、四个切口”之“一个抓手”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四个切口”一是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形成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二是狠抓创新，强化创新激励，在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发挥支柱带动作用；三是化解风险，突出主责主业，压减企业管理层级，压实监管和股东责任；四是规范核算，在实行公益性业务分类核算、分类考核上取得重要成果，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价制度。

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指出今后三年是国企改革的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各项重点任务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央企集团层面100%制定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事项清单；超过93%的子企业实现了董事会应建尽建，其中6成以上实现了外部董事占多数；全员绩效考核覆盖率超过98%；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完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表示：“现在国资委，要求大型央企层面100%的制定党委前置讨论，决定企业重大发展方向，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我们应该在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做好董事会跟经理层之间的设权分配，董事会抓方向管大局，那么对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战略方向，还有政治定位，做出一些最本质的基本决策，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职业经理人具体落实落细，贯彻董事会的决策，国企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发挥出更好的制度优势。在董事会中，应该做到董事长跟党委书记一把手，一个人兼任，可以更好地落实主体责任。”

三项制度改革是“牛鼻子”

以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运营效率，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技术创新和民族品牌升级的良性循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关键之年。在“力争到2021年年底完成三年改革任务的70%以上”的目标引领下，从央企到地方国企，多项改革吹响冲锋号。

李锦认为，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认识、分配）是“牛鼻子”，是下半年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见成效，会议要求各企业要对照年底前完成70%任务的硬指标，倒排工期、务求实效，在加快进度的同时确保改革质量。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进入攻坚的关键时刻，“今年完成70%以上改革任务”还有半年时间，该怎么完成？李锦认为，从宏观上看，国有企业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还有待加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仍有较大差距，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途径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拓展。从具体目标的落实来看，国资委将继续“挂图作战”，落实好月例会和季度推进会等制度，加强工作统筹和专项督导，对改革任务重、难度大的企业进行重点关注和指导，对改革进度慢、效果差的企业通过发提醒函、工作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

李锦表示，国有企业要深入学习理解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的要求，结合实施即将印发的《“十四五”中央企业发展规划纲要》，学习先进单位的成功经验，总结推广“双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对标一流管理提升标杆企业”等改革经验，结合本单位实际，明确自身该“转变”什么；坚持系统观念，大胆改革创新，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为抓手，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以点带面将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文：梁伟 张浩然 朱耘

本文刊登于《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