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老师和邱耿老师盛情邀请我为《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的中文版再版写个序言，虽然近期杂事特多，但我还是欣然应允，一方面自是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本书的重要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主编的一本专门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如同克鲁格曼教授在导言中提到的，该书并非是本技术性很强的专门为学院派专业研究者写的论文集，而是面对政策制定者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入门普及型介绍读物。所以，即使没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读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领略书中精髓。而这篇小序则旨在帮大家快速地了解书中主要内容，以及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可能借鉴意义。

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小国的最优贸易政策是零关税，因为征收任何进口关税都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和福利的损失，因而最优的设计就是政府当守门员，啥事都不做，市场自然会有一只无形而无所不在的手，使得经济有条不紊的健康发展。那对大国呢？大国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地位重要，出口伙伴国会减低本国出口品价格去抢市场份额，所以征收关税虽然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能有利于其国民福利。但问题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其他国家也会模仿，在其他产品上采取报复性的高关税，所以，到头来，大国征收也不见得是好事。说白了，不管大国小国，在贸易政策上，就是别瞎折腾，老庄的无为之道就是最佳策略。

好了，这样各国政要都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开放经济的好坏不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水平，而在于国际客观环境，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当甩手掌柜了。

不过，问题是，面对同一国际客观环境，为什么有的国家外贸发展迅速？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而有的国家经济和产业长期萎靡不振？

对此，在这本书中，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那就是政府可以对某些部门进行重点扶持，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产业。通过给予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比如研发补助、出口信贷支持），这些产业会因为本国产业政策的扶持而变得强大，在与国外同行竞争中拔得头筹，这种产业政策会特别有效，特别是在典型的寡头垄断竞争市场中。

有没有例证呢？当然有，比如说美国波音（Boeing）和欧盟空中客车（AirBus）的竞争。比如说，两家巨头都想开发巨星客机如波音B777和空中客车A390，但如果两家都大量生产，那么因为市场国际需求不够，后开发商肯定要吃亏。如果一家公司进入，另外一家最优策略就是退出；反之亦然。这样，博弈的结果是个就取决于时间先后，简单的企业最优策略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能否给波音提供大量的政策扶植（比如研发补助），那么无论空中客车什么选择，得到补助的波音最优的策略肯定是进入市场。给定这个补助信息是公开可得，那么，空中客车的最优策略是选择退出。这样，波音是赢者通吃。就整个国家福利而言，美国只是付出了少量的投入—政府投入，而获得整个市场从而可以攫取巨利，何乐而不为？这就是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精髓！

换言之，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在有效市场之外，还可以有个有为的政府。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大相径庭，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提出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思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假设是否真实和其政策实践是否有效。本书正是这一思辨的一个集中体现。

争论的一个关键核心是政府扶持产业的信息是否是公开的。怀疑者认为，如果产业扶持力度不是公开的，而且如果竞争性企业的外国政府也同样实施扶持政策，那博弈有可能出现最差的纳什均衡：两家巨无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并两败俱伤。更坏的是，两国政府所付出的成本更是“颗粒无收”，所以，无论那个角度衡量，两国的福利都是变得更差。退一步来讲，哪怕不考虑国外政府可能模仿实施策略贸易扶持，一国政府也很难界定那些产业是需要扶持，或者适宜的扶持力度有多大。换言之，理论上，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有效，但它的实现会受到许多现实的限制。所以，要达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者相得益彰，对政策制定者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所谓，政策运用之妙，得存乎一心。

更进一步地，书中讨论了另外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产业政策有没有用？通常坊间的一个误识是产业政策只有拉美各国采用过，而且结果是一团糟、瞎折腾。但克鲁格曼主编的这本书清楚地告诉过读者，包括美国、日本、法国更西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不同产业都采用过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效果蛮好，利大于弊。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取代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从那时起，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特别微妙。日本政策制定者在70年代已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强调为保持日本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日本必须从物质资本丰富型国家像人力资本国家过渡；同时必须保持日本在传统资本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得很成功，日本的汽车、摩托车出口增长很快，并占据了美国相当的市场份额。

狼来了，山姆大叔怎么办？屠龙术主要有三招。一是通过广场协议等多次国际商贸金融谈判要求日元升值，这主要是金融汇率手段，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二是威胁要对日本汽车产业实施高关税贸易制裁，威迫日本自愿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其汽车出口。三是对摩托车行业实行产业保护，已应对铃木等摩托制造大咖的出口威胁。三管齐下之后，美国汽车、摩托车产业终于度过难关，保住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美国强势的产业政策之下，日本只是在汽车产业上找到了出路。表面上，日本汽车“明修栈道”，同意自愿出口限制；另外一方面却“暗度陈仓”,政府鼓励日本企业到美国国内建厂，进行绿地投资。结果也还是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然而，日本经济或因为日元的长期升值，终于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垮掉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今天中国终于全面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美国沃尔玛都充斥着“中国制造”商标的今天，“中国威胁论”有增无减，中美关系也如同三十年前的美日关系一样微妙。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说，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帮助我们思考。

指导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各章作者和评论人都是全球一流的贸易经济学大家。提到的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除了是长期默契的合作者以外，还是夫妇！一对伉俪以己之力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目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成为所有国际贸易教材的必备内容。比如戴维斯加州大学的罗伯特.芬思厥( Robert Feenstra)教授目前风靡全球的本科国际贸易教材就有专门章节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而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论文的评论人吉恩.格罗斯曼教授更是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翘楚。有一则故事：有学者问到享誉全球的老一辈贸易理论大师、已故的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罗伯特.包德温(Robert Baldwin)教授一个经济学难题时，他深思后答：“这个问题建议你问我儿子和我女婿。”问者自然知道他儿子是克鲁格曼的长期合作者理查德.包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但不知他女婿是何许高人? 答：吉恩.格罗斯曼。这一家可谓是国际贸易学界的“三苏”。最后，就翻译水平而言，我的同事和领导海闻教授主持翻译的这本书通俗易懂，“信、达、雅”并馨，相信读者可以越过原著语言的障碍而轻松地掌握书中精髓！

是为序。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

2016年8月1日于戴维斯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