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会上庄严宣示。本届进博会上，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折射出自身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来经济界人士广泛关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余淼杰认为，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以及如何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践行“四个自信”，擦亮马克思主义的底色，以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经济科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自信”,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四个自信”具体是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提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的总结提炼，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坚定“四个自信”，首先是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就是要树立对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就是对道路自信最好的证明。第一个奇迹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2018年GDP达到90万亿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9%，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不变价计算，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平均经济增速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增长了174倍，货物贸易增长了2380倍，人均GDP增长了70倍，刚好是一年翻一倍，创造了无可争议的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呢？是什么动力导致中国经济飞速的增长呢？

经济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源于中国人勤奋；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于亚洲特殊的文化特征和高边际储蓄倾向；也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繁荣归功于纯粹的好运。这些解释看似有一定道理，但这些解释都无法从逻辑上自圆其说：中国人民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一直都很勤奋，但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年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同样，中国人长期勤俭节约，但为什么经济起飞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当然，运气更是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这一事实。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合理的回答是，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功于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艰苦奋斗、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国建立起了门类完整、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78年之后，中国更是明智地参与全球供应链，融入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在市场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制定市场规则、引进外资、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通过依靠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根据本国要素禀赋特征，政府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比如通过加工贸易，大量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总体拉升了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则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帮助企业扩大国际市场规模，并实现了规模经济回报。   不过，单纯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唯一原因。毕竟，在当前全球化的大时代中，许多国家也一样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或签订地区贸易协议等方式实现“对外开放”，同时改革国内不合理的政策，以开放带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但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呢？中国积极奇迹的第二个秘诀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务实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在于强调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在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也强调遇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作为最终的目标。在实现途径中，既强调中央的顶层设计，全局宏观把握，也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允许行业政策差异，发挥行业特色，结合自身实际“摸着石头过河”，不搞一刀切，边干边学。

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三个秘诀，则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力的领导保证了高效的执行力，从而使得中央的各项政策可以有效、快速、彻底地落地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正是通过这种有机、有序、有效的管理模式，来达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所以中国经济的成功既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也在于长期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牢固树立“四个自信”，重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制度自信。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并非简单等同于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特色，也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说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做大中国经济“蛋糕”，实现效率的提升，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从公平的角度保证社会资源得以合理地分配。通过初次分配做大中国经济“蛋糕”，再通过支付转移等二次分配公平地共享中国经济“蛋糕”。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国得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社会福利得以最大化。正是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双轮驱动，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充分采用市场与计划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在一方面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创造经济奇迹以外，也迅速地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另外两大奇迹。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奇迹就是中国人民的减贫脱贫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生活处于赤贫水平，70年的建设使得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56年的98元上升到现在28228元。到今天为止，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基本上实现全部脱贫，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比例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降到1.7%以下。目前举国上下开展的全面脱贫攻坚战，争取在2020年实现全部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线。这对世界人类经济的发展史来讲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奇迹是卫生健康和教育的奇迹。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均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改革开放之初提升到65岁，而现在中国居民的人均平均寿命77岁，达到并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水平。中国的卫生健康状况也从原来的非常落后的状态，到目前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婴儿死亡率也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十分之二下降到今天的千分之六，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

经济发展、全面脱贫、各项人民生活指标大幅提升是70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实现的三大奇迹。正是这三大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充满自信。

再次，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系统全面把握这一重要理论。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集大成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正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总结和凝练，符合中国的国情，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那么，在经济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中如何真正做到“理论自信”？就经济学的教学而言，目前在高校教学中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应该承认，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再经过自亚当·斯密以来的300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对于解释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现象有较强的说明力，而其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由于比较具体形象也容易被学生接受。同时，西方经济学也因借用了大量的数量模型使得在定量研究上显得更为精准。但这些绝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科学、更能抓住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借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内容的。举例来说，19世纪70年代发展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借鉴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通过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之转型发展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比如说成本加成（markup）这个概念，它描述的是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它通常是被用来衡量企业利润率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一关键概念，其实早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已有明确论述，也就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价格不能远离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说穿了，西方经济学就是把“价值”换成“边际成本”而已，而“边际成本”的概念也是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的内涵，即都包含了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

再比如说，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的计量经济学为例，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科学问题是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种内生性问题的处理，通常的做法是寻找一个工具变量，要求该工具变量通且仅通过自变量去影响因变量，但通常在研究中，合适的工具变量是非常难以寻找的。其实，这些问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有明确的论述，比如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一论断就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生性问题。而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即事物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那么就可以明白理想的工具变量其实是很难存在的。此外，2008年突然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深刻论断，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

事实上，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各国学者越来越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深刻，并力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进一步的研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化、模型化。西方名校尚且如此，在国内学校的教学中，我们更宜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课程的设计，做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机融合，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提炼出能真正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自信，也同样需要贯彻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之中。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得出的许多经济理论、政策建议都是基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简单地等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跟欧美国家是明显不一样的。二战后各国的实践表明，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不是“灵丹妙药”，许多亚非拉国家照搬硬套到本国后，经济不但没法发展起来，反而掉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低迷，生产力停滞不前。所以，中国经济学者有必要进行认真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这些提法并没有过时。在进行经济研究时，宜从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出发，深入调研，结合中国的国情，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科学的内容，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能够解释中国现实、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并进一步总结提炼为一般理论，供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也是当前大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者的使命和机会。

最后，树立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中国五千年悠久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一百年来，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优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不断深入地与中国先进文化相融合，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结合，才逐步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在现阶段集大成地提升丰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经过百年的努力，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积极的儒家思想有机融为一体，成为新时代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之所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立党为民、建国为民的初心。正因为如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成为各族人民的自愿选择。7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是历史形成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繁荣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擦亮马克思主义底色，从而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

总而言之，新中国70年的发展正是对“四个自信”的最好注解和说明。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努力构建中国气派的经济科学是时代赋予每一位中国经济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

原文刊于 人民日报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