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3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活动以“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为主题，线下线上同步进行，由林毅夫、余淼杰、卢锋、黄益平、刘国恩、徐晋涛、姚洋等七位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依次演讲，并分两个专题与媒体问答。本文根据卢锋、黄益平、余淼杰三位教授围绕汇率、美国经济刺激、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反垄断等热点问题的媒体问答整理。本环节由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主持。

问题一：请教卢锋老师，近期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引发很多关注。美债收益率到底是如何变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什么成本和影响？

卢锋：这个问题其实黄老师来回答更合适，我先讲一点个人观察。这是一个确实挺重要的问题，因为美债收益率上升会对全球都有影响，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可能还是1.9万亿美元刺激方案进行得很顺。

我记得2020年底的时候，从国外多种信息来看还感觉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不一定能顺利通过。现在看来顺利得超出预期，并且后面还可能有新的刺激方案，最后造成过度的支出刺激，可能影响债市及通胀预期。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先要看它对美元指数的影响到底如何。我个人认为，如果它推高美元指数，可能对人民币的升值会有抑制作用。

黄益平：非常同意卢老师的观点，我补充一点：收益率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很多，可能源于大家对增长很乐观，也可能源于大家对通胀的预期存在差异。美债收益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收益率上升是否意味着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会提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一直说2022年年底以前不会调整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但大家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因为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维持美国价格水平稳定，最终调整与否不在于美联储主席说什么，而是看通胀和增长有没有升高。如果通胀达到4%，美联储的政策一定会调整。这其实是下一步我最担心的事情。美国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中央银行，当它量化宽松时，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就会发生资本流入、流动性充裕、利率下降、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等一连串事件。等到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正常情况下我们会遭遇流动性外流、货币贬值、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跌。2014年-2015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年南非、俄罗斯、土耳其等经济体暴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只是早晚的事情，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问题二：请问黄老师，1.9万亿美元刺激政策对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

黄益平：从短期看，如果1.9万亿美元刺激很成功，美国经济加速，美联储快速退出宽松政策，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体现为准备迎接资本外流、利率上升、货币贬值甚至资产价格下行的潜在可能性；正面影响是我们的出口市场会更好，即便我们不直接向美国出口，美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市场，必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市场需求增加有正向作用。从长期看，1.9万亿美元对未来全球的流动性、债务状况、金融风险的影响还无法预料，但值得我们关注。总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便对美国也是如此。

问题三：数字货币跟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是什么关系？进出口过程中怎样让企业接受数字货币进行结算。像上海宝钢已经尝试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大宗商品的结算交易，这是否属于数字货币或者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应用？

黄益平：关于这个问题，我说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数字货币不等于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数字化之后能不能走出去，还取决于其在国际上是否被接受。如果人民币不能被美国的银行接受，数字人民币到了美国也没有用。

第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数字人民币可能有些帮助。比如过去央行一直推动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结算使用人民币，如果换成数字人民币，就会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更安全甚至成本更低，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受。因此，数字人民币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有帮助。

第三，我不知道大公司将来是否能利用数字人民币做跨境支付，因为这不在现在的设计当中。现在的设计是个体小额支付，主要是零售领域，还没有扩大到批发领域。将来中国消费者到海外去旅行、消费，用数字人民币是有可能的，但是企业到海外使用数字货币支付，现在的设计当中还没有。

问题四：请教余老师，您怎么看接下来中美两国在贸易协定方面的后续？ 

余淼杰：我个人认为，中美两年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之后，2021年年底还有可能签署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从长期来看，拜登上台之后与特朗普相比，对华政策很可能“换汤不换药”，没有本质区别。但是，这并不代表中美第二阶段贸易协定再签两年不可能。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扩大进口，如果中国今年能在2017年的基础上扩大进口130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我个人对今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判断，一是出口会跟去年持平，二是进口会上升，因此贸易顺差会相对下降。

卢锋：我补充一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及其后续方面的看法。

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们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采购部分，其实它还包括其他很多内容，而且好多进展比较顺利。在我个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内容我们其实根据自身需要已经做了，比如301调查报告强调特别重要的技术转让问题，一旦外资能够独资，所谓技术转让问题的前提在很大程度就不复存在。

近年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力度较大、频率较高，包括刚才讲到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另外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机制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积极变化。协议有关金融方面双边承诺事项比较好。包括第一阶段协议提到的避免大规模的、单边的、持续的官方汇市干预，我国由于汇率改革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变化，也都很好地遵守了承诺。

协议采购方面规定内容执行情况未能达到预期，主要是受到疫情冲击对美国出口能力造成较大拖累，我国国内需求也出现一些短期变化。给定客观环境变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在疫情没有发生时，就有讨论担心很多东西即便中国愿意购买，美国是否有相应的生产能力是问题？暴发疫情后这个矛盾就更突出，中美贸易中美国逆差反而增加。单就采购方面来讲，我认为未来仍然有潜力，包括农产品、能源领域，都有潜力。关键是双方的政治关系能否稳定，双边关系稳定是发挥有关贸易潜力的基本前提。

问题五：最近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管局、阿联酋央行和泰国央行等签署备忘录，推行多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项目。请问黄老师，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黄益平：由于缺乏关于上述协议的具体信息，我只能给出个人推断。未来跨境支付并没有说到底用哪种货币，所以可能用人民币或者对方的货币，但应该都是用数字货币的形式。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人民币做了很多数字化方面的工作，今后怎样走到海外，无论是利用区块链或者其它技术解决方案，将来跨境沟通、支付都会变得比较容易。

另外补充一点，如果数字货币国际化，我预期应该采用多边协议，而不是双边协议，因为双边存在效率损失。不过目前还难以确定，能够确定的是跨境支付这件事情很重要。

2019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数字货币的探讨或研发，我个人猜想，是因为下一轮国际货币的竞争是以数字货币形式展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是Facebook的天秤币，而且它有可能落地。作为稳定币，既是一种能和某个标的保持稳定兑换比例的加密货币，又因为能以主权货币为支撑，价值相对稳定。如果天秤币按照原来的设计落地，这种稳定币会兼具国际支付和国际货币的双重属性。我们国家央行的第一步相当保守，但是已经非常不容易。

问题六：请问余老师，对接下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哪些最新研判，是否存在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

余淼杰：我个人判断人民币兑美元从长期来看会升值，甚至可以明确“十四五”期间升值到6的概率很大。判断人民币是否会升值，主要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5%，或者经济增长速度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保持在5%左右、美国保持在2%-2.5%之间，人民币就会处于升值空间。尽管现在我们的生产率只有这个目标的一半，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速快，因此人民币应该会升值。我预计明年年底有望达到6%-6.1%的水平。

问题七：请问卢老师，目前房地产市场通过监管、整治防范金融风险，是否已经做到位？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监管？

卢锋：房地产主题虽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但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目前监管、整治是不是够了，我觉得永远不会够，因为价格上涨就会出台新政策，好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博弈关系一直在，因此它也是新世纪以来研究宏观经济绕不过去的问题。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讨论很多，客观来讲，房价上升有其积极、正常的因素，比如城市化收入增长后农民工进城安居，还有城市居民本身改善居住条件，这些需求都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房地产还是支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疫情暴发之前，年轻人除工作需求外，改善住房条件还真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往。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建造能力、技术进步，我个人观察都很好。基于此，没必要一味否定房地产行业。客观上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住房消费在一个普通家庭中的效益函数也非常大。

多年前我们还有过研究，发现城市土地用在居民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占比，数据小到超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低限。中国是因为缺地造不起房子，还是其他原因，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过高、老百姓意见这么大？还是跟房地产供地体制有关系？房地产其他环节很多都是充分市场竞争性的，但是土地供应不是。从经济规律来讲，最后只有通过调控来制约，而且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房价太高了以后确实会带来难以承受的问题。决策层采取措施控制，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基本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调控效果能否长治久安就很不好说。事实上，通过调控进行结构改革也已经讲了十几年，现在看来结构改革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目前这样一个调控不断加码的格局，也还看不到什么时候发生真正彻底的变化。

问题八：请问黄老师，近期不断释放出强化反垄断的信号，这对数字金融行业和数字金融大平台的发展，从近期和远期来看，各会有什么影响？

黄益平：数字金融领域在过去十年有很多创新，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进展也非常大，而且很多进展都发生在数字金融领域，虽然“十三五”规划文本里基本没有提到数字金融这个事项。

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好处，但也会出现不少问题。我一向认为，所有金融交易都必须受到监管，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最近各种监管措施出台、调整，说明监管的步伐在逐步跟上。

反垄断和金融监管有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

总体来讲，反垄断当然有必要，因为垄断会引发对消费者歧视、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具体到金融反垄断，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监管过程中确实要考虑到创新和稳定的关系。我们过去确实在很多领域暴发了风险，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监管不到位造成的。比如P2P平台爆雷事件频发，从业人员当然都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但是监管没有很早划定框架，包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将来值得吸取的教训。未来，我们依然要支持金融创新，但一定要在保证对风险有适度控制的情况下予以支持，其实也有很多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比如数字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箱，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就是中国版的监管沙箱。

第二，辨别垄断也很重要。如果平台是凭借其平台规模较大和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竞争者实施一些不公正的行为，加强监管甚至采取一些措施，确实有必要。但是也要注意到，数字经济平台的经济形态有其独特性，判断一个平台是否搞垄断，还需要一些新的视角。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行业反垄断首先看市场份额，只要市场份额达到70%-80%，就很难摆脱垄断的嫌疑，最简单的反垄断办法就是“分餐”，进行切割。在数字金融领域，这个问题会变得复杂一点，因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依靠数字技术长尾效应来覆盖更多用户，如果必须把市场份额限制在10%以下，就根本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的平台优势。

这个时候怎么判断平台是不是垄断，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不是直接看平台的市场份额，而是看这个行业的可竞争性。有可能某个平台的市场份额比较高，但是行业还是有竞争性，其他平台有可能加入进来展开竞争，那么就不能判定该平台搞垄断。在数字经济领域，这样的案例是比比皆是，包括拼多多、阿里巴巴，很多既有平台都很大，但所在领域里的竞争依然风起云涌，业内说法是“你不知道明天把你干倒的可能是谁”。跨界竞争已经变成很普遍的现象，这是个范围经济问题，所以我们给出判断的时候，需要更谨慎，需要新的视角和办法。

原文整理：王志勤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