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淼杰教授与栗一鸣老师的合作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发表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思想论坛”栏目（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原文转载如下：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余淼杰 栗一鸣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其重大理论价值之一，在于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把生产力理解为纯物质技术范畴的局限，内在地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打通技术、要素、产业、制度之间的堵点卡点，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发展合力。

一、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原创内涵，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传统政治经济学侧重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质层面理解生产力，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也多局限于技术升级与效率提高，二者均将生产力视为纯生产力概念，未能把生产关系变革纳入分析框架。而新质生产力则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形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良性互动。

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实践始终在立足本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广拓深化，新质生产力正是这种理论自主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指标提升，也不是简单模仿某种发展模式，而是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走出一条技术创新、要素优化、产业升级、制度完善协同推进的发展道路，使先进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适配、相互促进，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精髓。

二、构建多层级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性创新，即从无到有、“从0到1”的突破；另一类是技术改进，即“从1到N”的迭代与应用。两类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需要构建多层级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

强化原始性创新，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原始性创新往往需要大量大型科研机构来集中攻克，高度依赖大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集聚效应。这类创新要关注投入指标。投入指标主要看研发强度，即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我国目前R&D占GDP的比重是2.8%，已经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研发包括“研究”与“发展”两个部分，研究部分又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无论是人员还是经费，多集中在试验发展以及应用研究上，而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也就是R占R&D的比重，目前是7.08%，与发达国家超过10%的比率相比较低，这也是我国特别强调要做好技术研究和产学研用相融合的重要原因。未来，我国在创新发展上应更加着力于原创型创新，在政策扶持上加大基础性研发的投入。

促进技术改进，重在打通技术到产业的转化通道，释放全链条创新效能。技术改进更多强调工序、应用的发展，每个企业都有能力进行。只要愿意投入，总能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创新大有可为。这类创新要重点关注产出指标。产出指标主要看专利的强度及专利如何从蓝图转化为产品、从产品转变成产业。大型科研机构或者实验室可以将想法或蓝图转化成产品，但数量有限。将产品进行产量化、工业化的生产同样重要，而这也考验着国家的综合能力。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短链化甚至断链化的趋势，传统的线性价值链正逐渐向价值网络或价值生态系统转移，打造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产业集群变得愈发重要。产业集群的培育并非仅靠行政手段就能实现，关键需要识别地方的比较优势。了解和把握这些优势是形成有效产业集群的基础，也是真正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比如，辽宁因地制宜打造先进装备制造、石化和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和优质特色消费品这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实现良好的集聚效应，形成规模经济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良性循环，正向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三、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潜能，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重点是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等要素向最能创造价值的领域集聚，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要素驱动模式的重要特征。

土地的高效、合理利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其中“周末经济”不仅激发了乡村活力，更展示了土地资源创新配置的广阔前景。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有助于盘活土地经营权、提升土地要素流动性，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透明的土地交易平台，防范土地炒作，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人才的“引育用留”机制至关重要。各级政府要优化人才政策供给，推动“投资于人”做实做细，打造具有持续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推动人才在区域之间及产业之间合理、充分地自由流动，加速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生态的良性循环建立在“用得好”的逻辑基础上。一些限制性政策不仅扭曲市场信号，还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当区域形成知识生产、价值创造、收益回报的正向循环时，自然会形成人才自发集聚。因此，人才要素配置的目标应是构建具有自生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实现人才“虹吸效应”，而非依赖简单的政策补贴竞赛。这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

资金是创新要素的重要纽带与长期支撑。对于具有潜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质企业，政府可以直接投入资源。但政府资金毕竟有限，普通企业更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和公募资金。要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关键领域，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利用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鼓励发展耐心资本及公募基金资本，通过市场机制集中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有潜力的产业和项目，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促进高风险的长期研发和创新。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应率先实现数字产业化，扩大数字经济规模，再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实施。从政府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打造数字政府，确保基础数据和统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一致性，这是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工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确保政府数据在各行业的充分共享，是优化数据资源配置的核心环节。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要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在消费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耗能产业清洁化转型，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在供给端，优化能源结构，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推动绿色金融创新与电力市场改革，促进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平衡发展。在技术端，突破储能与分布式能源等关键技术瓶颈，促进能源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市场扩张”的正向反馈机制。在体制上，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破除壁垒，构建全国统一能源市场。在国际合作方面，积极融入全球能源产业链重构，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新格局。

四、加快价值链改造与重构，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重点做好“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这三大类产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升级牵引生产力跃迁，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老字号”产业重在改链赋能、老树新枝。钢铁、石油、重工等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关键在于通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转型提质增效。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行动，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系统性变革，提升质量、效率与安全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因地制宜，中西部地区不必盲目跟风新兴产业，要立足工业基础推进技术改造，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全产业链比较优势，实现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尽管我国的用工成本有所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向外转移，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不会转移，因为这类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这正是我国的优势所在。

“原字号”产业重在延链补链、增值升级。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产业，要突破低端锁定，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链附加值。这不仅关乎工业，也包括服务业、农业、制造业等。以东北地区的农业为例，有些企业通过与知名品牌合作，以贴牌方式实现产品的延链和升级。这种发展路径在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县域经济中得到充分体现。以“锻长板、补短板”为思路，推动县域经济和现代大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不求“十项全能”，集中力量发展“拳头产业”，打造“单项冠军”，推动“兴县、强业、富民”工程落地，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要以现代大农业为引领，通过提升农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激发乡村经济活力。

“新字号”产业重在建链引领、换道超车。对于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坚持创新驱动，通过大力引育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深度整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资源，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要着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构建“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以当前蓬勃发展的AI技术为例，这不仅是未来生产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更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通过持续优化深度学习算法、提升算力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市场，AI技术正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指数级跃升。特别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垂直领域，“AI＋”的融合应用已展现出巨大潜力，“AI生产力”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战略支点。

五、优化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束缚发展的堵点卡点，使生产关系更好适配生产力发展，这是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必然要求。其中，改善营商环境是优化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一。

要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是完善便捷准入机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使民营企业能够顺畅进入具有竞争性经营的环节。二是保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的要素获取权利，例如在贷款利率和土地使用价格上实现平等。三是设置清晰的退出机制。建立规范的破产程序，确保民营企业在退出市场时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

要切实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各种要素成本和各类物流成本等。以运输成本为例，应打破区域限制，优化交通网络布局，发展智慧物流，加强铁路、公路、航空等多式联运网络建设。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优化物流管理流程，推进智慧港口、自动化分拣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货物周转效率，切实降低综合物流成本。隐性成本则涉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会进一步推高这些隐性成本。必须持续优化政治生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要加强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实现权力信息化监督和大数据监督。要将行政权力纳入“数据铁笼”，为“不敢腐”提供技术支撑。在中央层面，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重要作用，完善“互联网＋监管”系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发挥全国人大的立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在地方层面，发挥营商环境监管系统的作用，构建智能化监管网络。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全面优化，才能真正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作者：余淼杰，辽宁大学校长；栗一鸣，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层统战工作理论辽宁研究基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