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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教授和鄢萍教授团队在《经济科学》发表论文

 

 

                        

余淼杰,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国家级人才项目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

 

 

              

袁锡林,耶鲁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殷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理研究员。

 

              

鄢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教授及其合作者在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科学》发表学术文章——《创造性破坏、开发全新产品还是产品质量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维度核算》。

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可以通过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开发全新产品、以及在位企业对其已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实现。该文利用模拟矩估计方法校准结构模型的参数,通过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来间接核算不同创新活动对TFP的贡献。文章发现,六成以上的TFP增长来自于在位企业对其已有产品的自我创新。但是,新进入企业对TFP增长的贡献从1998-2001年的17.76%提高到2002-2007年的32.98%,表明新进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愈发重要。并且,出口企业通过开发全新产品对TFP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非出口企业;相对于出口企业,非出口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对TFP增长的贡献更大。本文对于理解TFP增长来源、就业和创新的关系、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成为了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做详尽的分解,梳理中国TFP增长的不同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为促进TFP增长的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创新和出口的关系(戴觅、余淼杰,2012),理解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创新渠道上的异同,对于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对TFP的贡献主要是从三个机制展开的。第一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指某企业在另一家企业已有的产品基础之上研发出更好的、对原有产品具有完全替代效应的新产品,从而将原有产品挤出市场。第二是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新的生产工艺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等价地由产品质量提升所刻画。第三是新产品的研发。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很难直接将上述三种创新活动区分开来,比如数据中难以刻画产品质量,企业研发投入申报误差较大等。因此,难以直接回答以上三个机制对TFP的贡献的相对大小这一重要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对诸如“政府应该补贴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如何进行补贴才能使绩效最大化”这些问题,需要了解各种创新活动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TFP增长贡献的相对大小,才能够给出科学的回答。所以,为了评估创新政策的社会福利影响,提高鼓励创新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理解创造性毁灭、企业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研发对TFP的相对贡献大小是十分重要的。

文章发现,中国1998-2007年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其贡献在1998-2001年这段时间为75%,2002-2007年这段时间下降到了60.1%。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对TFP增长的贡献从1998-2001年的17.8%上升到了2002-2007年的27.3%,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的贡献则从0.17%上升到5.69%,表明在2002-2007年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的活动更加活跃。在中国加入WTO的2002年之后,在位企业进行自我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都下降了,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上升。这表明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新进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新进入企业不仅创新的成功率提高,而且创新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进一步地,文章讨论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TFP增长的不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从两类企业整体来看,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TFP增长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这与对所有企业进行分解得到结果是一致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出口企业开发全新产品对TFP增长的贡献远高于非出口企业。对于这些发现,第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加入WTO,高生产率企业加入国际贸易,有更多的机会模仿、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从而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以及全新产品的质量都有所提高;第二,出口企业因为要服务国外市场,所以开发新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相对于满足国内需求更为重要。而非出口企业则在国内和其它企业竞争,因此创造性破坏是其主要的创新方式。

本文与Garcia-Macia等(2019)使用美国纵向商业数据库(the U.S. 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LBD)1983-2013年的样本的得出的结论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的差异。相同点在于,都发现了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对TFP的贡献在三个渠道中是最大的,且贡献度接近,均在六至七成。不同点则在于,本文发现,在中国,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的质量的提高的贡献在下降,新进入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对TFP增长的贡献在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理解中美之间的TFP增长来源的异同对于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强国之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提供了依据。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种贸易促进生产率的机制,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并不清楚。本文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在现实意义和政策建议上展现价值。本文发现,不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TFP增长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而出口企业开发全新产品对TFP增长的贡献远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我国的TFP的增长仍然主要来自于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由此看来,激励出口企业通过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渠道拉动经济的TFP增长仍有很大潜力。而这需要打破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壁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着眼于鼓励创新的政策,而且应着眼于消除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总之,作者认为,对外应当进一步消除出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加入全面和稳定的国际贸易协定,激励出口企业进行质量升级,对内应当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企业转移出来,为创新型企业释放出更多生产要素。

 

 

引用来源:“创造性破坏、开发全新产品还是产品质量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维度核算”,《经济科学》,2022(4), 3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