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日报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专章部署，其中包括“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提出，我们既看GDP（国内生产总值）也看GNI（国民总收入），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GDP与GNI并重、“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并重，反映了“十五五”时期怎样的对外投资思路？怎样同步提升GDP和GNI，以“中国人经济”拓展“中国经济”？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院士、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教授。

以开放促发展，以不变应万变

记者：如何理解GDP、GNI的区别和联系，“中国人经济”的核心内涵又是什么？

余淼杰：现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还有一个是GNI，即国民总收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以前，GNI被称为GNP（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它是一个收入总量衡量指标，叫“生产”总值名不符实，所以，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将其改称为GNI。

辨别GDP和GNI的方式有三：其一，GDP是地理上的概念，中国人、外国人、外资企业在中国领土创造的经济价值都属于中国GDP。GNI以国别来划归，只要是中国人，通过生产创造了价值、产生了收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属于中国GNI。其二，两者衡量经济总量的角度不同，GDP强调生产成果；GNI反映收入总量，从收入初次分配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即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外国在本国的投资和劳务收入，加上本国从国外获得的投资和劳务收入。其三，两者有时候相等，有时候差别很大。如果经济体相对比较封闭，那么GDP基本等于GNI；如果外向型经济发达，那么GDP和GNP就可能会有差距。但孰高孰低，还取决于到底是外国到该国创造价值多，还是该国到外国创造价值多。国际社会对这两个指标都很重视。在反映生产成果、衡量经济增长时更多使用GDP，在分析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时更多使用GNI。世界银行就将人均GNI作为划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的标准。

由此可知，“中国经济”通常用GDP等指标来衡量，而“中国人经济”更侧重GNI，强调统筹国内经济与国民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记者：“十五五”时期，为什么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思路和范式？

余淼杰：一方面，通过核算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另一方面，GDP和GNI兼顾、“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兼顾，深度契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GNI和“中国人经济”，本质上是以开放促发展，以不变应万变。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提升GNI，可以增强对全球要素的掌控力。“十五五”时期不仅商品要开放，我们的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市场要素都可以加入国际循环，用我们的要素禀赋整合内外部资源，到国际市场创造更多价值。

鼓励国民走出国门投资兴业，也是中国以自身的确定性为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当前，世界范围内不确定性加剧，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可以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记者：在对外投资发展中，中国企业、中国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为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畅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反哺了本土经济发展。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发展GNI和“中国人经济”有何侧重点？

余淼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在“走出去”上，已经做得相当成功。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对外投资比重增至7.2%。“走进去”，这强调的是民心相通。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合作领域从基础设施向经贸、金融、人文、数字、绿色等多维度拓展，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行列，增进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走上去”，这意味着我们的对外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利润，而是要借助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国内市场和实体经济，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现我国产业和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首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十五五”时期，我们不仅要做全球经济秩序的遵守者，更要做制定者、引领者，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重点对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推进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制度创新。

其次，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是互利共赢。面对当下中美经贸摩擦，面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既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也要做大“朋友圈”，以“共赢式开放”实现突围。一方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优化营商环境，善用外资释放国内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强化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坚强后盾。

最后，因地制宜优化全球投资布局。GNI导向下，对外投资不是盲投、多投，而是强调多元化的全球资产配置和产业布局，这也有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投资布局上，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要力图差异化，因地制宜制定投资重点。非洲和拉美国家矿藏丰富，我国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必须加大布局，以继续壮大我国的比较优势。东非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适合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鼓励跨国企业把加工代工环节转移到那里。到欧盟国家去投资也是可行的，主要依靠“技术换市场”。在核心技术不参与交易的前提下，这种方式也能够倒逼中国企业进行破坏式创新，不断巩固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浙江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记者：“中国人经济”在浙江有着深厚的根基。2006年11月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人经济”拓展浙江经济》一文中，深刻阐释了“浙江人经济”的内涵，指出“‘浙江经济’是浙江省域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而‘浙江人经济’则是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启示我们，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以在高基点上确保当前的发展不停步，将来的发展可持续”。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浙江如何在发展“中国人经济”上先行探索，助力在深度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实现重大突破？

余淼杰：“中国人经济”与“中国经济”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多了一个“人”字，而这正是浙江对外开放的鲜明特色和最大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浙江人经济”何以成功？其秘诀之一，就在于不仅敢于走出去创业，更重要的是有诚信合作的团队精神，能组成能量巨大的商团，可以实现“小商品大市场”的运作。既能够单打独斗，又善于相互合作，这是浙江人的优秀品质，也是“浙江人经济”得以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原因。下一步，浙江应持续在“人”上做文章，发挥出广大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内，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擦亮“浙商”这块金字招牌，大力发展“地瓜经济”。“地瓜经济”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证明，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而这离不开广大浙商敢为天下先，将生意做到全球的开拓精神。建议浙江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浙籍企业家和企业保驾护航。让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法无禁止皆可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内部发展环境和对外投资环境，增强它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特别是对于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优势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踩油门、开快车”，加快全球布局，抢占国际市场。

除此之外，我认为国有企业也可以“走出去”。可以进一步发挥浙江国有企业的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政策资源禀赋，瞄准关键领域，打破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同时，创新“国企带队”“借船出海”“共建生态”等模式，为广大民营企业搭建通道、积累经验。

对外，坚持以“民心相通”为导向，践行国家“一带一路”。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富民强省的发展模式，而且是能够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发展模式。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双向投资合作时，如果能够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使当地人民共享开放成果，将使浙江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

专家简介

余淼杰，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督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院士，英国皇家经济学奖首位华人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