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访余淼杰:新丝路,新机遇
编者按: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寻找经济新增长点,开启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13 年10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近6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领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9 年4 月25 日~2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整个论坛共有来自150 多个国家和90 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外宾确认与会。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我们连线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领域的权威专家,聚焦“一带一路”相关的热点话题,看新丝路、新气象、新时代、新机遇。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最新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合作将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_— 2.2%,推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降低10.2%,还将促进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至少提高0.1%。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推动全方位互联互通,帮助有关国家打破发展瓶颈,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内部势力和利益分化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诸多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通过数据和事实,讲好中国故事,并且积极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强化国际合作示范,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多赢局面。
超大规模经济必然产生外溢效应
近日,在人大重阳“对话名家”系列分享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源于拥有内生动力。他提出,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之源是超大规模经济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大规模经济只有中国具备条件,美国不完全具备条件,美国靠的还是技术,人口规模有限。中国几千年以前就是靠人口大国,造就灿烂的中华文化和各种多元多样的需求。” _傅梦孜说。
同时,中国正处于嵌入全球价值链阶段,其中价值链包括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是自我必然要求的过程,因为唯此才能改变长期被锁定在中低端的命运。
傅梦孜指出,中国攀升价值链将形成全球联动。以尼日利亚为例,虽然是能源大国,但是由于没有冶炼厂,石油还要依靠进口。中国在此投资800亿建立石油生产、加工、冶炼和出口的价值链。同时,价值链会慢慢转移,未来和发达国家合作,比如在法国、英国建立核电站,向下也可以转移。上接下引,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条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经贸合作,开拓一条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
确实,“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指出,首先有利于降低交通成本,促进贸易繁荣。“一带一路” _倡议的重要内容是做好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很多国家的产品受限于较差的交通环境和贸易环境很难走出国门,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沿线国家可以更大规模出口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在文化层面, _“一带一路”倡议也带来文化融合,不同国家彼此增进互信,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交流,有利于和平和长期发展。
傅梦孜也指出,修路不仅有把资源运入运出的作用,还具有辐射效应。通道建设和产能合作应该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撑。而中国的制造业是全能型,在400多个工业产品中200-300个产量世界第一。路的通道会造成样的效应,也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 _的重要原因。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_,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_。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300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增长、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带动东道国就业近30万人。
积极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
除了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第三方市场概念”的提出也扩大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增加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优势互补,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根据安永近日发布的最新“一带一路”专题报告《引航》显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互联互通网络的同时, _许多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一带一路”主管周昭媚表示:“ _‘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五年的实践,不仅得到了全球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落地了一系列重大项目,也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切实行动力和决心。‘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达到三赢效果。”
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与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合作协议。2019年3月,意大利更成为G7集团中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另外包括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已与中国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同时,中国已与日本、法国、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正式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引航》报告指出,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国家。如在能源领域, _法国是传统核能强国,法国政府近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中国也在谋求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非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天然资源优势,中法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除了能源,法国高铁技术发展时间早,在技术上仍具有先发优势,而中国在亚洲具有区位优势,联合法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优势,双方可以携手更好地拓展亚洲市场。
同时,中日关系自2018年开始转暖后,两国不断加强沟通和多方面合作。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大、资金实力雄厚、产能优势明显,而日本海外经验丰富、科技水平发达、风险管控机制更加成熟完善。近年,许多日资金融机构,例如日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三家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以及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与很多大中型银行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中日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的合作项目。据统计,到204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到每年2_万亿美元,中日双方金融机构在基建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机会。
安永“一带一路”投资并购服务主管、大中华区电力及公共事业主管朱亚明表示:“我们预计‘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成为拉动中国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深化升级的新动力。”
从东南亚到非洲,企业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机会也有差异性。
余淼杰指出,中国企业进入金砖四国主要是寻求新市场。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的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日本、韩国比较小,但是,相比其他新兴工业国家要更大,有力承接中国产品。
而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其主要吸引力是人力成本低,以及资源丰富。与东南亚、非洲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偏高,去年中国蓝领工人成本达到平均每月每人750美元,是孟加拉国的7.5倍,埃塞俄比亚的10倍以上,所以中国在劳力密集型产品上比较优势已经非常弱。
不过他指出,虽然,东南亚国家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拥有广大侨民基础,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但是,这些国家经济规模比较小,企业大规模转移过去后, _当地工资会很快上升,再过三五年,甚至会面临再次搬家的可能,与其如此,不如一次性转移到非洲。
尽管,并不是所有非洲国家都可以投资, 但是,可以选择那些投资环境较成熟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等。由于起点较低,中国企业过去后需要很长时间工资水平才会上涨,未尝不是投资地的理想之选。
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才能够跟当地经济文化更好融合,减少水土不服现象?余淼杰指出,第一点,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采取与当地企业合作经营的方式。当地政府接受度会更高,也有利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另外,通过合资合作可以增加对当地市场和文化的了解, _更加适应本土环境。第二点,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甚至投身于公益活动。这样可以让当地的民众和政府感觉到中国企业不只关注利润,也关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目前在国际上对“一带一路”依然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余淼杰指出, _“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新理念、新合作模式,提出来时有赞同声音固然很好,有反对的声音也不用特别担心。与引发争议相比,被忽略才最可怕。中国应该拿出数据,讲事实,摆道理。
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12,000列,可到达欧洲15个国家49个城市,极大地推动了中欧贸易往来。同时,中企参与建设经营了沿线34个国家的42个港口项目,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支点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有限
正如傅梦孜所讲,一般认为2_0_0_8_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化终结的时间节点;英国脱欧也标志着欧盟一体化倍受挫折,民粹主义兴起,右翼仇官,左翼仇富,民粹主义,草根阶层,特别是保护主义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3月份开始发起经贸摩擦,退群效应相当明显。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美贸易摩擦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余淼杰认为,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按照现在的估算,负面影响总体规模不大。
同时压力也会产生动力。与美国之间贸易规模的不确定性,也让中国政府和企业层面都会想尽办法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些国家也将有更强动机和更大动力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余淼杰指出,英国脱欧事件以及欧洲经济相对疲软背景下,更多欧洲国家对加入“一带一路”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中国经济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一国经济增长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30%,离开了中国的参与,许多欧洲国家很难保持一个比较合适、合意的经济增速。
彰显持续性潜力
余淼杰认为,部分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持久性,可持续性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所指出的,“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并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傅梦孜也指出,“一带一路”形成的对外产能合作,有其内生和特殊性的动因。“一带一路”联通的前景可以期待,但心理层面,文化价值观,国家制度层面,相互认知与接受并非易事。这时,要做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就很重要。比如东非的吉布提港没有淡水,中国的中建海外公司修了一条水管,免费给埃塞俄比亚居民供水,覆盖吉布提85%_左右的人口用水,但是缺乏宣传。
他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持续性,但像从事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一样,其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有时会遭遇挫折甚至变故。化解第三方消极性的对冲措施,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影响整体推进态势,才可能显现其持久展开的潜力。
在余淼杰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强有力的“火车头”。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中国,在用自己独特的贡献推进全球化。
记者:陈茜
本文来源:商学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