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作出两项重要判断：第一，随着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完成，我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迈进了新的一步。第二，当前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外部环境进一步趋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此外，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尽管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大于挑战。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的腾飞，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以不变价格衡量，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过去的70年增加了174倍。以美元现价计算，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人均GDP的角度看，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我国去年财政收入为19万亿元人民币，在过去70年间，实现了年均12.5%的增长。从商品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去年的商品贸易总额是4.62万亿元人民币，70年间增长了2380倍，位居全球第一。从引进来的角度看，我国今年接受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为1350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二。从走出去的角度看，我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近1400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三。在过去的70年间，我国经济常年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10%左右。在2001年到2008年的这段黄金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速甚至超过了10%。目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外需疲软，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但仍然能够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长水平。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率先从全球经济下行中恢复，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的估计是1.9%，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有31个省，每个省的经济规模其实类似一个国家，且省份的经济规模还在快速提高。比如，广东省三年前的经济总量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总量相似，现在与韩国的经济总量相似。治大国若烹小鲜，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多级行政管理体制对有效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反映出了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伟大成就的珍贵与不易。此外，我国在减贫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解放以前，我国有9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截至目前，我国只有500多万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3%-0.4%。我国还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义务教育覆盖率等指标上实现了长足的进步。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实现奇迹式的发展？一般而言，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中国人比较勤劳，因此经济增速很快。但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经济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是最近70年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勤劳不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第二，中国受到东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有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在经济上表现为高储蓄。但由于文化浸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同样不能解释我国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第三，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来源于较好的运气，这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此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源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从全球视角来看，有许多国家一样也实行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并没有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具有特殊的政策设计和特征，它们进一步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于：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务实求真和与时俱进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的“我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三个例子体现。

第一个例子是我国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为建立工业体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防安全，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恰好符合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较多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当劳动力的成本较低时，企业会有更高的利润率，从而企业有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激励，但是由于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对产品的需求不足。因此过剩的产出就必然要进行出口，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完全符合经济的现实图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外需疲软，我国适时调整，转向了以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今年，我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并在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说明中对“双循环”进行了多次的诠释和说明。可以说，务实求真和与时俱进是我国宏观政策设计的底色。

第二个例子是我国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曾经占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开放早期，我国通过参与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全球贸易中获益颇丰。90年代同期的印度，其GDP是中国的8成左右，但由于其错失了发展加工贸易的契机，目前其GDP只占中国的1/5。加工贸易的进入门槛较低，技术水平要求较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以近年为例，我国有8亿人的就业，其中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为29%，即有将近2.4亿的人在第二产业工作。其中1亿人在制造业工作，在这1亿人的制造业就业中，加工制造业至少贡献了两千万的就业岗位。

第三个例子是我国的汇率机制非常务实。国际金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表明，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即独立的利率）和汇率稳定。即在这三项政策中最多只能选择两个，不能选择三个。换言之，如果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时，在汇率制度上有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两种选择。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就不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果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就必须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我国在2005年以前，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同时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在2005年以后，特别时2008年以后，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开放资本部门。

以上三例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采取实事求是、务实的宏观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同时，这对我们理解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四个自信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四个自信”，首先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就是树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恰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其次，牢固树立四个自信，重在深刻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制度自信。制度自信的核心特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这具体体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以及在减贫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再次，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系统全面把握这一重要理论。最后，树立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

我国仍处于战略发展的机遇期的第二点体现在我国在减贫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是重要的议题。效率是指通过改革开放把经济蛋糕做大，提升经济规模；公平是指通过二次分配、减贫脱贫扶助来降低收入的不平等性。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的脱贫路径是渐减的一条线，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率在不断地降低。而非像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困率就不再下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对脱贫的作用对象和贡献是不同的，但都呈现为正面的影响。1978年以前，我国的减贫成就主要体现为以教育、卫生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改善为主要标志的非收入性贫困的极大缓解，同时1978年之前的减贫工作为后续大规模的收入性贫困的减少奠定了基础。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家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从而进一步推动脱贫事业的发展。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0年，我国的贫困率从97.5%下降到49.8%。2005年贫困率下降到30.2%，2010年贫困率下降到12.7%。今年，我国的贫困率降低到0.3%，脱贫事业实现巨大成就。

我国的脱贫经验可以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指1978年到1985年，政策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模式，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脱贫，这一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从2.5亿降低到1.25亿。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2000年，政策主要关注地区脱贫，通过农业的工业化以及城镇化来实现脱贫。第三个阶段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脱贫模式。第四个阶段是2012年以来推广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具有以下5点重要特征：第一，实行“第一书记挂帅”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从而能够克服条条块块的行政壁垒，保证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同时通过“五级书记挂帅”，整合政府资源，克服行政系统内部的摩擦，将资源迅速的转向最需要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第二，建立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识别登记系统。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甄别贫困户的标准，确保能够覆盖到每一位贫困户。第三，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扶贫手段，以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避免扶贫资源使用的偏离和错配。第四，创新扶贫方式。第五，对贫困退出引入了严格的第三方的独立评估，监督保障脱贫攻坚战政策的有效性和顺利实施。

一句话，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切实提升人民的福祉，真正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同时，我国务实求真、与时俱进的政策设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最好实践。

（注：本文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