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涨减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速度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不断得到发展，生产力不断得到提升，但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却没有很明显的提升，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在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时，除了考虑其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产品数量外，还要考虑相关的投入。例如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成本如果不断上涨，那么尽管生产技术、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但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会很快提升。

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各国的劳工成本都在明显的持续上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该国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退，所以劳工成本在不断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那就要降低生产要素特别是中间品、资本品的成本。如何降低资本品和中间品的成本？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通过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一体化，通过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和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影响没有可比性

这次疫情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其实有本质上的区别。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主要是由人祸造成，而这次疫情主要是天灾。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有效需求不足。但从深层次来看，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工群众收入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

所以，各国在应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收取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这在客观上会导致市场进一步分割，各国都以邻为壑，从而无法很快地走出经济危机。直到罗斯福实行新政，通过扩大就业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各国效仿这个做法之后才更快地走出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这次疫情主要是因为天灾，尽管在这次疫情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甩锅、不负责任的言论越来越多。但是总体来说，通过全球各国特别是WHO等组织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努力，各国之间友好合作，共度时艰促进合作互赢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各国纷纷采取贸易壁垒的情形比不了的。因此，各国也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在面临天灾的情况下，各国意识到应团结起来、合作互信。

相较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次疫情冲击下，经济表现出的韧性更强。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29至1937年的经济大萧条，现在全球化的趋势比当时要高很多。全球化趋势有生产地区化、贸易全球化两个特征，疫情并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每个产品都是由全球不同的国家共同生产，然后在全球各个地方销售，这个格局并没有改变。虽然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仍无法改变全球化的格局。这次疫情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的作用会逐步下降，但是与地区贸易合作特别是地区自由贸易区这种形态为主导的贸易合作形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东盟10+6”等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也包括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协议等，这些地区合作贸易机构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全球各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来度过新冠疫情的一种尝试。

全球将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构建体系

疫情的确是危中有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在疫情之后，社会的经济会由线下经济逐步转移到线上经济，互联网经济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贸易、金融还是投资，会更多地体现为数字贸易、数字金融乃至数字投资，而且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另外，各国也会逐步实现贸易的多元化、贸易形态多样化，这其中数字经济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未来世界经济的驱动力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找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认为这次疫情之后会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在这次疫情中，这个趋势不但不会被减弱，相反会得到加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同时拥有全产业链和劳动力丰富两个要素的经济。比如美国，虽然它的产业链比较齐全，但相对于中国来讲，它的产业链并没有真正比中国更加齐全，相对于中国其实还有一定距离。虽然美国在产业技术上起带头作用，但从产业链配套方面美国不如中国。

第二，从劳工丰富的角度来讲，尽管有些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而且比较便宜，但是没有完备的产业链配置，这个劳动力结构上可能会不如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体系将会逐步推进。我预测中国在未来十年平均每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25%左右，所以中国会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同时，中国以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全球各国的投资，中国市场也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稳定需求方以及保证他们经济发展最大的国际市场。

短期效果层面，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今年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因为消费需要培育，再加上第一季度消费受到重创，从第二季度开始，特别是到第三、第四季度，消费的贡献作用会不断提升，但因为消费在第一季度的受到重创的负面影响，所以全年消费的贡献作用不大。今年一二月份的出口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但三月份出口已经趋向平稳，并扭转了一二月份的贸易逆差。在第二季度，尽管有些企业仍会抱怨拿不到订单，但这只是短期现象。因为随着第二季度的不断推进，欧美等国家受到疫情影响，采取封城封国措施之后，无法开工生产，那他们要满足本国对生活必需品、消费品的需求，就只能更加依赖于中国，从中国进口。因此，中国的最终消费品在第二季度后会有所上升，所有今年的出口总额估计会比去年下降一成左右，但贸易顺差却会差不多，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差别不大。投资会成为今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投资新基建以及传统的基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配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投资在提升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方面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短期效果层面，投资的作用很明显。新基建在短期之内必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另外，关于中国的出口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中国的出口转内销其实并不困难。我们观察一下市场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之前出口的产品比如高档衬衣，国外出售的产品相对国内质量更好，竞争力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所以厂家通常把更好的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这个现象也被称为“华盛顿苹果”。所以，中国出口的产品，不管是衣服鞋帽，还是高端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比内销的产品质量更好，因此要实现出口转内销其实并不难，而且这些内销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应该具有更好、更高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拥有他国无法比拟的四大发展源动力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我认为有四个，第一，中国拥有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以及超4亿中等收入人口的消费实力。第二，中国拥有产业齐备的优势，中国有全产业链配套，从大型重工业到轻型的劳力密集型产业中国都具备，这是中国所独有的优势。第三，中国拥有劳工红利的优势。中国有8亿健康勤奋的白领和蓝领相结合的劳动力，这也是中国所独有的优势，第四，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讲，中国更加注重收入、公平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保证鱼和熊掌两者兼得。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升效率，最大化的提升收入，同时通过二次分配，打响脱贫攻坚战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以减少两极分化，我认为这四点就是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为促进经济发展，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发特别国债的。第一，中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只占全国GDP总量的2.8%，而发达国家远高于3%，所以提高中国的赤字率，将财政设置到3%-3.5%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二，通过发行国债来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精准发力，将焦点放到AI、互联网、充电桩的等新型基建上，就能够对症下药，让投资新基建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中国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有874万人，因为这874万毕业生从定义上讲主要属于白领工人，所以要解决874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特别是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中行民营企业，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乃至各个高端的服务业方面，他们在吸收白领工人的力度更大，所以应对这些白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大力扶持。另外，要积极推进五大城市群的发展，包括创造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打破地区的贸易壁垒以及投资壁垒，这才能更充分的实现稳就业的目标。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