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大幅增长，2018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0%以上，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居世界第三。学术界通常认为：出口和投资是一种替代关系。原因是如果中国的出口目的国在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关税，这样中国企业就会通过选择“走出去”到国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出口。这在理论上自然是有道理，但我们仔细研究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量数据后，发现对中国工业企业而言，出口和对外投资并非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更形象地说，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有力帮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一类十分重要的投资类型--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Distribution Outward FDI）。

从对外投资结构看，在我国所有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占据了40%以上份额。这当中的大头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达到37%。有意思的是，在占比达到15.6%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具体说来，贸易服务型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它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海外办事处进行商业服务，另一种是建立进出口分支机构进行批发零售。这种对外投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的重要类型。

聚焦：贸易服务型投资缘何重要？

那么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为什么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相对于海外生产型投资如此重要而普遍？哪些企业会选择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在贸易服务型投资和海外生产型投资之间的选择？虽然以前有一些经济学家如Hanson等 (2001) 以及 Horstmann 和Markusen (1996)等详细描绘贸易服务型投资的特点，但是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加以解释，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大量企业选择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原因是什么。

理论与实证研究：贸易服务型投资的折衷选择

在我们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上的学术论文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的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行为。我们建立了理论模型并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考虑一个制造业企业，是否将产品卖到外国市场，以及如何将产品卖到外国市场。经典的生产率异质性模型如Helpman等 (2004)提供了三种选择模式：只内销，出口，进行海外生产型对外投资并在海外销售。企业通过出口或者生产型对外投资将产品卖到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更高，但是可以降低如关税、运输成本等可变成本，企业如何选择决定于企业的生产率高低。

我们在这个框架之上考虑另外一种海外销售的模式：企业在出口的同时在海外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来辅助出口，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比没有投资的出口而言，可以降低出口中间的跨境交流成本和目的国配送成本。跨境交流成本指的是在销售和售后服务过程中出现的跨国的沟通交流成本，比如越洋电话等。之前有相关研究指出降低跨境交流成本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目的国配送成本指的是产品通过海关和进行配送过程中涉及的成本，而贸易服务型投资可以降低这一类成本。因此贸易服务型投资通过降低在目的国的信息不对称而降低了上述两种成本，从而降低了出口的可变成本，但是其可变成本仍然高于生产型投资；而对于固定成本，因为只是在海外建立办事处或者进出口机构，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固定成本虽然比只出口的固定成本要高，但是显著低于在海外生产的投资固定成本。因此这种模式可以看作是只出口和生产型投资之间的折衷。

因此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现在就有四种情况，只内销，出口不投资，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海外生产型投资。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率情况选择一种利润最大的模式进行生产销售。我们的研究发现：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内销，略高的企业只出口不投资，再高一些的企业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进行生产型投资。而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对于这些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言，最优的模式就是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贸易服务型投资在中国如此普遍的原因。

我们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我们使用中国2000-2008年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因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是非常小的样本，会造成回归结果偏误，我们采用相应可靠的计量方法修正了一般标准计量方法可能造成的误差。我们将跨境交流成本对投资的影响从传统的交通运输成本中分离出来，说明贸易服务型投资对于辅助企业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发现当跨境交流成本越高，企业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的概率就越高；而反之，当贸易的冰山成本越高时，企业进行生产型投资的概率就越高。进一步我们还分析企业异质性和投资目的地的关系：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于富裕国家，同时该现象在内沿边际上也成立，即富裕国家吸引了更多的从中国流入的投资额，笔者使用门槛回归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样验证了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内沿边际，发现对一个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企业而言，生产率显著提高了投资额。

更进一步：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而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又是服务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存在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可能有很多启示。比如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发现，人民币贬值促进了出口，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观察，投资和出口呈现替代关系，因此伴随而来的应该是对外投资的下降。但是如果观察汇率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如果我们注意到大量存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就不难解释这个现象：贸易服务型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垂直投资，和出口呈现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贬值通过鼓励出口鼓励了该类投资。在宏观上就看到了和普遍情况相反的现象。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都不是特别高，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在海外直接生产销售并不是最优选择。这提示我们，贸易服务型投资可能同样是这些国家出口企业的常见对外投资模式。因此理解中国企业的贸易服务型投资对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很有启发。

原文刊于《清华金融评论》